决定大力投资公立医院建设逐步扩大规模和公立医院单体多院区模式应该谨慎再谨慎。

  疫情给医疗行业留下了很多反思。但目前有些“反思”的结果值得商榷，其中重点投资公立医院扩大规模和今后可能要探索公立医院的单体多院区模式就是。

  6月6日，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公报显示，2019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80.7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18年6.03张增加到2019年6.30张。表明我国实际床位已经“足够”，远超于美国（千人有2.9张病床）、英国（2.8）、澳大利亚（3.8）、以色列（3.1）、加拿大（2.7）、新加坡（2.4）等很多发达国家。

  老徐认为，目前我国公立医院需要的不是规模扩张，而是布局调整，着力补短强弱，最终目标是布局合理化。短板在哪儿？在基层，在老少边穷地区；弱势在哪里？在基层缺人、缺人才，缺合格的全科医学人才。目前很多基层由于管理落后，在人才引进、使用、评价、选拔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致使人才短缺、结构不合理与人才浪费并存。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接受《健康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今后，可能要探索公立医院的单体多院区模式。在武汉，医院的单体规模未必要发展得特别大，但可以多院区发展。这对快速转换医院功能是很重要的。像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都是一个主体多个院区。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能够迅速征用一个单独院区，把它转换成重症患者收治的定点医院。这可能是下一步综合医院发展的方向。”

  四年前，笔者曾撰文提出：大医院这种扩张应该鼓励，主要肯定了2015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沧州院区启用。肯定的原因是，新医改以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不遗余力、三令五申要求控制城市公立医院规模，然而实际上公立医院扩张的势头依然很猛。为此，国家提出要对大医院实现拆分。然而，懂医院的人谁都知道，“拆分”有多难。不但控规模难，拆分难，而且提出的通过医联体、县镇一体化、分级诊疗等措施，积极地推进探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办法，也难以显效。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大医院开展多院区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因为这么做一方面满足了大院长们的“扩张”冲动，更有助于实现他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群众就医难的需要，相对于单院区超大规模来讲更加有利有效。

  但笔者明白准确地提出的观点是：由大医院直接在“外地”开办“院区”这种模式值得肯定。

  为什么强调在“外地”开办院区？就是担心在“同城”扩规模并不能有效改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布局，不但不能反而更加虹吸人才，加速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萎缩，吸引更多患者流向大城市，挤压了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医疗服务水平降低，讲好的同质化很难保证，实际上变成公立医院的变相规模扩张。

  为什么老徐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我们国家医疗机构的基本框架就是条块分割、分级分类、等级森严，这种架构就注定我们国家医疗机构的行政化特质，这种特质本性就天然存在难以破除的行政、财政、医保支付、人事等壁垒，所谓的多院区假如没有正确的思路指引，有很大的可能性只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方位新建院区，但令人纠结的是在目前这种行政化体制下，某家大医院一旦走出现有的行政区域实际上很难摆脱拥有强大权力的行政机关的干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责任、利益、管理共同。